最近一段時間，“改革”一詞迅速升溫，人們熱烈地期盼著一個改革的春天的到來。
人們當然有理由抱這樣的期望。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快速經濟增長之后，中國的社會治理架構與新興的社會、經濟結構之間出現了嚴重的錯位，由此造成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遲遲沒有得到解決，在過去幾年已經非常嚴重地呈現出來。今天，人們似乎看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有可能啟動的跡象。
不過，變革從何開始？應當說，幾乎所有領域、所有層面都存在亟須解決的問題。從近兩年的全國“兩會”就可以看出問題之廣泛性，而兩會代表、委員們也爭相提出自己的方案，可謂五花八門。至于媒體上，官員、學者、評論員們也是七嘴八舌，都認為自己所發(fā)現、所討論的制度問題最為麻煩，需要馬上解決。
由此似乎也可以看出，盡管人們在普遍期盼變革，但對于如何變革，整個社會其實缺乏最基本的共識。對于改革方案，人們并沒有充分的準備。這固然是因為，過去三十年，市場、社會經過發(fā)育已經高度復雜，因而問題也呈現出多樣性、多面性，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對所有問題予以全面把握。
不過，導致人們準備不足的另一個原因在于，對于制度變革之道，人們缺乏理性而務實的思考。伴隨著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從思想到學術的轉向，學者、專家過分專業(yè)化，關注的視野和知識儲備越來越狹窄，且與現實日益脫節(jié)，而忙著發(fā)表不著邊際的論文。一些在媒體上活動、并在公共生活中具有較大影響的公共知識分子則傾向于高懸一個完美的理想，根本不屑于考慮、當然也沒有能力思考從現實通往理想之路。各級官員完全陷入追求高速增長的事務之中，而根本不去思考變革之道。他們中大多數人還會認為，根本就沒有問題，當然也就不必費心思考。于是，盡管今人皆說“頂層設計”，而實際上卻沒有任何人提出過一個頂層設計的具體方案。
當然，筆者也不敢冒充自己具有這樣的能力，雖然筆者剛剛出版的《中國變革之道》對于幾個領域的制度變革之方案有所討論。此處筆者想提出，至少，官學商各界可以首先討論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制度變革當從頂層開始，還是從基層開始？
抉擇是很容易做出的：從基層開始。事情是明擺著的：制度變革意味著權利、權力、利益之再分配。主動制度變革是自上而下進行的，而沒有任何人會首先動自己的奶酪，這是人之常情。因此，從基層開始變革，完全合乎這個時代流行的經濟人理性之邏輯。
不過，制度變革當從基層開始，另有一個更為重要的理由。人們對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制度變革的解讀，似乎存在相當大的誤區(qū)。八十年代較為成功的制度變革，基本上都遵循著這樣一種模式：首先，民眾為了追求權利、利益而突破舊體制、自發(fā)創(chuàng)新制度，其實通常是回歸集中計劃體制之前的傳統(tǒng)制度。對此，地方官員予以認可，接近決策層的知識精英予以合法性論證。最后，決策層予以承認，并通過立法程序，將其確立為政策或者法律。也就是說，制度變革實際上是自下而上地進行的，民眾的制度創(chuàng)新活動是制度變革的根本驅動力量。
應當說，過去十幾年來，普通民眾也進行了很多制度創(chuàng)新，或者落實紙面上的法律，或者已經超出法律。只是，與八十年代大為不同，自下而上的制度創(chuàng)新承認機制出現嚴重梗塞，民眾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更為合理的新制度得不到承認，反而經常遭到壓制。比如，主管部門和地方政府聯手打擊小產權房，而這種小產權房制度創(chuàng)新之意義完全等同于小崗村農民的包產到戶創(chuàng)新。這種承認梗阻，就是過去若干年來改革停滯的真正原因。
那么，現在重新啟動制度變革，不需要從理論上和政治上都不可能的頂層設計，只需要打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承認民眾制度創(chuàng)新的管道。由此，制度變革就將從基層啟動。民眾所創(chuàng)新的制度基本上都在基層，最多牽涉到縣級政府。比如城鄉(xiāng)基層司法制度、鄉(xiāng)村土地制度、村及鄉(xiāng)鎮(zhèn)之治理、城市社區(qū)自治與公共品供應等等。這些制度直接關涉普通民眾權利與利益，普通民眾已經進行了很多制度創(chuàng)新。只要政府體系承認民眾的這些創(chuàng)新，改革就完成了。
而這樣的制度變革，可以迅速改善基本治理，緩解民眾的不滿。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上層政體存在嚴重問題，而基層治理是相當優(yōu)良的。上個世紀中期以來，這一傳統(tǒng)被打斷，而并沒有形成穩(wěn)定而有效的新制度。結果，包括縣級政府在內的基層治理嚴重劣質化，侵害民眾權利和利益之事經常發(fā)生，民眾的冤屈又得不到紓緩。為此，民眾自發(fā)進行了諸多制度創(chuàng)新努力，順應民眾這種努力，承認民眾的制度創(chuàng)新，其提升社會整體治理水平的效用是非常巨大的。
一旦基層治理有所改善，社會就獲得了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基座，變革的力量也就可以向上傳遞，而并不會出現嚴重的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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