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社會影響”好壞，要看是以誰為中心來判斷。在當地官員看來，把問題壓住“影響”就好；在村民看來，征地補償公平才是好的“影響”。在利益越來越復雜的背景下，從管控思維出發(fā)去堵塞民意，其“社會影響”可能更“惡劣”。
在云南彝良地震期間，當地幾名村民跪訪視察途中的溫家寶總理反映征地問題，11月19日，彝良縣公安局以“致使警車及溫總理一行的車隊等30余輛車不能正常通行，交通堵塞20余分鐘，造成嚴重的政治影響和惡劣社會影響”為由，對四位村民做出了行政拘留7天的處罰決定。
對上訪村民做出行政拘留處罰，顯然是在堵塞民意，這種做法和十八大報告強調的保障公民的知情權、表達權等權利不相符。以“影響”論罪，也有失偏頗，一件事“社會影響”好壞，要看是以誰為中心來判斷。在當地官員看來，把問題壓住“影響”就好；在村民看來，征地補償公平才是好的“影響”。
幾位村民道旁下跪，無非就是想反映關乎切身利益的問題，面對跪訪的村民，解決問題才是當地政府的首要任務。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里，跪是最大的禮節(jié)，當地政府也應該用最大的誠意來對待村民的利益訴求。一方面，了解下跪村民的情況，解決村民反映的征地補償中的問題；另一方面，如果反映問題屬實，當地政府也要吸取教訓，在日后的工作中認真傾聽民意，政策執(zhí)行盡量做到公正公平。事實證明，把跪訪村民行政拘留只能造成當地政府在輿論上的被動，不太可能帶來任何正面的影響。當地政府只有直面矛盾，化解矛盾，積極解決村民反映的問題，才能把影響轉向好的一面。
相反，“秋后算賬”是用權力堵塞民意，必將造成更嚴重的后果。彝良公安局做出行政拘留決定的理由很牽強，目的很像“教訓”跪訪的村民。所謂“嚴重的政治影響”，極有可能只是個別官員對自己仕途的擔憂。當地政府應該看到，彝良下跪事件本身，就是長期忽視民意積累起來的，單純的封堵于事無補，一旦民怨積累發(fā)生質變，很可能出現更嚴重的后果，帶來不可收拾的結局。這樣的教訓不可謂不多，僅在2012年，就在四川什邡、江蘇啟東、浙江寧波等地爆發(fā)了多起群體性事件，都和地方政府在決策中堵塞民意有一定的關系。
這種對民意表達的“嚴控”，實際上源于某些地方官員的不自信。當前的中國處于矛盾多發(fā)的時期，地方官員需要直面矛盾的勇氣和智慧。行拘上訪村民反映的是普遍存在于少數官員中的慣性思維，似乎只要防止本地的問題向外傳播就萬事大吉，截訪、刪帖等都是出于這樣的心理。事實上，社會轉型中的矛盾是無法回避的，工作中難免會出這樣那樣的問題，只要地方官員在行使權力時嚴守法律，并給民意表達提供暢通的渠道，就有可能盡量避免產生矛盾，就是出現了矛盾，也不至于激化到無法收拾的地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當前利益關系協調的難度大，一些地方官員堵塞民意的做法，讓人懷疑其中可能暗藏某種“貓膩”，這本身就是對政府公信力的損害。
也許很多利益關系無法在短時間內都協調得那么完美，但無論如何堵塞民意的行為不可取。不管處理具體工作的難度有多大，都應該看到，隨著公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參與社會管理的能力不斷增強，尤其是在利益越來越復雜的背景下，從管控思維出發(fā)去堵塞民意，其“社會影響”可能更“惡劣”。（評論員 婁士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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