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邏輯框架下，在中國經濟深度嵌入全球核心價值鏈的今天，作為全球最主要的兩大經濟體，中美兩國在地區(qū)和全球性問題上的合作日漸增多，沒有人懷疑中國有朝一日會成為美國的最大投資國。無論是全球層面上的經濟增長、金融市場穩(wěn)定、貿易新規(guī)則重構，還是中美各自復雜經濟問題的有效解決，實際已擁有更多共同利益、面臨更多共同挑戰(zhàn)。因而，不管矛盾如何錯綜復雜，也應不妨礙兩國政府與民間攜手放大共同利益。
與7年前相比，全球經濟與金融的穩(wěn)定基石似乎出現了更大裂縫。
7年前，由雷曼兄弟破產引爆的超大規(guī)模金融危機，其對全球抗擊打能力較弱經濟體造成的“達爾文主義”式沖擊，直到今天依然未能徹底修復。此輪危機在將全球自2003年至2007年黃金發(fā)展時期所取得的成果吞噬殆盡的同時，也給全球經濟的未來發(fā)展注入了新的不確定性，全球經濟或將因此步入十年寒冬。盡管之后在全球經濟火車頭—中國的一攬子刺激政策帶動下，在全球20個最重要經濟體（G20）經濟政策的局部協調下，各國相繼迎來弱式復蘇，但整體而言很不穩(wěn)定，基本上是在假性復蘇與局部衰退之中徘徊。而在這7年間，主要發(fā)達國家不時啟動的量化寬松政策，在損人并不最終利己的同時，也為全球經濟發(fā)展與金融穩(wěn)定注入了新的不穩(wěn)定因素。
作為全球經濟的兩大龍頭，中美兩國經濟在過去7年中的整體表現乏善可陳，但已是排名前十位的經濟體中表現最好的。7年前，中國盡管面臨被動式衰退，但在當時的中國經濟政策工具籃子里，并不缺少對經濟熱啟動的有效工具。世人看到，中國僅憑一己之力就能對處于深度衰退的全球經濟施行人工呼吸，中國在從衰退泥淖中率先上岸的同時，也通過向美國經濟注入流動性，直接帶動了美國的復蘇。對于中國為全球經濟與金融穩(wěn)定的貢獻，G20成員國在匹茲堡峰會及倫敦峰會上均予以充分肯定。在那幾年，除中國之外，沒有其他國家可做到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左右。中國不僅在過去7年里將經濟規(guī)模由5萬億美元迅速做大到10萬億美元，而且在貿易體量方面也躍居全球第一，中國還以本國較為雄厚的經濟實力為基礎，通過有效的機制化設計，向周邊國家和世界提供區(qū)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公共產品，并嘗試扮演區(qū)域性的體系擔保人角色。至于迄今為止仍是全球唯一超級經濟強國的美國，過去7年盡管有備受世人詬病的量化寬松政策陸續(xù)出臺，盡管有不少包含戰(zhàn)略打壓中國經濟的雙邊或多邊動作，例如為配合重返亞太戰(zhàn)略所采取的一系列經濟圍堵，尤其美國主導推動環(huán)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的盡早簽署。但華盛頓部分政客的喧囂并沒有形成對理性的商業(yè)領袖和科技巨頭的全面思想滲透，美中經濟合作依然是美國絕大多數財經大佬們的共識。事實上，相對于TPP，美國商界領袖對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給美國經濟帶來的福利效應更抱有期待。高盛負責人干脆將BIT視為中美關系的歷史性契機。而像蘋果等科技巨頭，對中國市場更是抱有太多期許。
世人都已看到，今天的中國早已不再只是凈資本輸入國，而已初步具備了全球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力，有能力對包括美國在內的發(fā)達國家輸出資本和生產線。美國商務部的統(tǒng)計數據顯示，去年中國對美國的投資超過95億美元，與中國剛剛加入WTO的2002年時相比，增長了20多倍。而就在5年前，中國對美國的投資還不足35億美元。而今年上半年，中國對美投資就達到64億美元，而且這個趨勢還在持續(xù)。沒有人懷疑中國有朝一日會成為美國的最大投資國。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邏輯框架下，在中國經濟深度嵌入全球核心價值鏈的今天，作為全球最主要的兩大經濟體，盡管各自經濟政策必須首先服務于國家利益，但卻不能在非合作性博弈道路上愈走愈遠。
在全球經濟依然存在巨大不穩(wěn)定之際，在雷曼兄弟破產7周年之際，在中美兩國經濟亮色均不明顯的時刻，習近平主席下周將出訪美國，這就是一件極具國際責任感和飽含合作性博弈因子的大事。先得承認，中美之間確實存在戰(zhàn)略利益的沖突，這是作為兩大經濟體國家關系中的常態(tài)性存在，無須回避。而近一段時間以來，美國對中國、對中美關系發(fā)展趨勢的顧慮、憂慮乃至焦慮顯著上升。在美國國內有關對華戰(zhàn)略的辯論中，一些學者和政治精英認為中美雙邊爭議問題日益突出，且短期內難尋符合兩國利益的解決之策，因而稱美國對華戰(zhàn)略共識趨于“消解”，中美關系達到了“臨界點”。對此，一些輿論對中國牽頭成立的亞投行、金磚銀行等公共產品的宣傳報道帶有明顯的陰謀論色彩。事實上，中美經貿總量超過5500億美元，兩國之間建立了近百個官方溝通渠道，雙方人員往來每年近500萬人次。除了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已形成的相互依賴關系，中美兩國在地區(qū)和全球性問題上的合作日漸增多，實際已擁有更多共同利益、面臨更多共同挑戰(zhàn)。
日本之所以不遺余力地挑起與中國在區(qū)域乃至全球范圍內的非合作性博弈，蓋因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國力的提升超出了日本的預期，而日本賴以主導亞洲政經事務的前提當然是日美同盟。因此，向來具有強烈優(yōu)越感同時對自身又具有強烈不安全感的日本，對TPP談判的熱望，對中國牽頭成立亞投行的抵制，從本質上而言，就是不希望亞洲經濟的發(fā)展脫離日本的秩序框架控制。但是，面對絕對經濟體量早已超過日本的中國，日本在中國主導的區(qū)域經濟合作以及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合作中制造雜音的行為空間只會越來越小。
中國決策層和商業(yè)領袖深知，美國是這個星球上最有戰(zhàn)略謀劃能力的國家，國家利益永遠是白宮和華爾街金融資本對華經濟政策首要考量對象，美國依然握有不少鎖定對華經濟戰(zhàn)略力量的工具，中國無論是在制造業(yè)、金融業(yè)還是貿易價值鏈環(huán)節(jié)，短期內都不具備全面超越美國的能力。滬深股市近三個月來的大動蕩，說明中國離建立強大的資本市場還有相當長一段距離要走。而要啟動約束條件重重的國企改革，中國當然需要借鑒美國的市場經驗，當然更要找到能破解這一世界級難題的鑰匙。
對有遠見的兩國政治家而言，不管中美兩國的矛盾如何錯綜復雜，也應不妨礙兩國攜手放大共同利益，只有瘋子才會引爆中美戰(zhàn)略沖突。無論是全球層面上的經濟增長、金融市場穩(wěn)定、貿易新規(guī)則重構，還是中美各自復雜經濟問題的有效解決，都離不開有遠見的兩國政治家和商業(yè)領袖在尋找利益共同點的基礎上，將兩國打造成為全球經濟與金融的穩(wěn)定之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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