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合法性”概念講的是民眾對政府的心理認同和服從問題,它不但是一個理論概念,更是一個政治秩序觀問題。在知識脈絡上,“選舉授權產生合法性”只是冷戰(zhàn)時期形成的一種說法,但是在我國卻有一定的市場。
“合法性”概念講的是民眾對政府的心理認同和服從問題,它不但是一個理論概念,更是一個政治秩序觀問題。在知識脈絡上,“選舉授權產生合法性”只是冷戰(zhàn)時期形成的一種說法,但是在我國卻有一定的市場。有必要對這一概念正本清源,以增強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
合法性概念的來龍去脈
合法性概念是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提出來的命題,意指讓民眾服從的政權必須具備程序上的“合法律性”和運轉中的“有效性”。半個世紀之后的冷戰(zhàn)時期,為呼應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對民主概念的大改造,即將人民主權意義上的民主改造為選舉式民主,美國政治學者李普塞特復活了合法性概念,將選舉式民主納入合法性理論,認為有選舉授權的政府才有合法性。今天流行的“合法性來自選舉授權”就源于此。
但是,選舉授權不僅未能避免20世紀60至7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危機,第三世界國家更因此而出現(xiàn)政治衰敗。在針對西方資本主義危機的研究中,合法性終于成為一個流行詞。亨廷頓響亮地提出不能進行有效治理(統(tǒng)治)的政府不但不具有合法性,而且還是不道德的,因為政府的天職就是統(tǒng)治。美國自由主義者羅爾斯和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在20世紀70年代初相續(xù)出版了關于西方政治合法性的著作。今天流行的“合法性危機”之說,其實是用于分析批判20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概念。
綜上,在合法性理論的脈絡上,“選舉授權才有合法性”只是一種流派,而且是專門為西方政治定制的。冷戰(zhàn)時期,李普塞特完成了對合法性理論的改造,保留有效性,將韋伯合法性概念中的“合法律性”置換為“選舉授權”,即只有選舉授權的政治才具有合法性。即便如此,李普塞特也不得不承認,選舉式民主需要均質性文化,否則,民主是不穩(wěn)定的。
重新認識合法性概念
即使在西方思想語境中,合法性也是包含了合法律性(政權來源)、有效性(政府績效)、人民性(政權主體)和正義性(道義)的概念體系。擁有了這四種基礎的政權,才值得人民擁護與支持。
第一,合法律性。這是一條現(xiàn)代性政治原則,但因為“憲政”是“西方性”的特征,非西方國家的法治必然不可能等同于西方,何況西方國家本身的法治化道路也是不一樣的,法治必然是基于自己文化與歷史的一種道路選擇。
第二,有效性是最沒有爭議的合法性政治的基石。政府天職就是治理,不能治理的政府有違道德。因此,有效性歷來是合法性概念體系中的最大公約數(shù)。
第三,充滿爭論的“人民性”?,F(xiàn)代性政治的特點就是人民性,但是不同條件下,“人民”具有完全不同的意涵。今天美國和英國這樣的國家所以能有序實現(xiàn)政治參與,歷史前提是“大清洗政治”,即白人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滅絕以及對異教徒的屠殺。在那些存在沖突性種族、宗教和社會階級的國家,“人民”之間并不存在共識的基礎,競爭性選舉結果變成了對各自沖突性利益結構的確認,國家因此陷于或分裂,或動蕩,或無效治理的境地。
第四,正義性,即是否能保護社會最不利者階層的利益。相對于合法律性、有效性和人民性等經驗性或工具性標準,正義是評價合法性的價值標準,也是一套制度標準。
至此,我認為,可以給合法性一個新的界定:那些依法律而組成的、人民能有序參與其中的、能實行有效治理并能保護社會各階層利益的政權,就是值得人民認同的即享有合法性的政權。據(jù)此標準,到底哪些國家的政治存在合法性問題,就容易判斷了。
國內使用合法性概念的幾種情況
目前,國內存在著幾種不自覺濫用合法性概念甚至帶有政治傾向性地混淆合法性概念的現(xiàn)象。
文化主義路徑。明確合法性只是西方政治學的核心概念,其產生于特定的歷史文化和現(xiàn)實土壤,并不能盲目照搬、套用于中國政治發(fā)展過程。
在現(xiàn)代性政治中,有很多共同的要素已經存在于世界政治之中。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抹殺或磨滅了各自的政治傳統(tǒng)與政治邏輯。中華文明所以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文明特性或國家特性。
合法性概念的中國化改造。盡管國內外都在使用合法性概念,但意涵有很大差別,我們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必然是中國化的。比如,講政權的來源,即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中國共產黨的執(zhí)政地位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再比如,關于政權認同,我們講價值觀認同,黨的理論創(chuàng)新成果,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即是我們執(zhí)政黨合法性的價值支撐。
“洋教條”現(xiàn)象。有些人不顧中國歷史文化和現(xiàn)實國情,原封不動地移植西方合法性概念來分析中國政治的合法性問題。奉西方合法性概念某一分支流派為圭臬,以其片面觀點去解釋中國政治發(fā)展現(xiàn)實。比如,只要有一個貪官被抓,便有人認為是根本制度問題,認為不是競爭性選舉產生的官員才貪污。實際上,貪腐是世界各國政黨都在面對解決的問題,選舉產生的官員對腐敗沒有天生的免疫力。
作為價值觀輸出的文化霸權戰(zhàn)略?,F(xiàn)實世界政治依舊存在制度之爭。在這個競爭過程中,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價值觀輸出,以“被西方意識形態(tài)化的合法性概念”作為武器,攻擊、消解執(zhí)政黨的合法性根基。美國前駐華大使洪博培在美國國會作證時公然說要用互聯(lián)網“扳倒中國”,這并不是夸張之詞。新媒體在美國的文化霸權戰(zhàn)略中大顯身手,有些新媒體不停地制造議題話題,大搞歷史虛無主義,扭曲中國國家形象,動搖人們對政權的合法性支持。
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增強中國學術話語權
正確使用合法性概念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增強中國學術話語權。
首先,迫切需要解構并重構當代政治理論中的一些關鍵詞,為理論自信奠定基礎。西方合法性是一種結果性概念,其“上游概念”包括自由、民主、憲政、公民社會、私有化,等等,對這些概念需要逐個研究辨析。目前,國內學術界已經在民主理論研究上取得了重大進展,尚需在其他的相關概念上取得進步。
其次,加大比較政治研究力度,以牢固樹立“四個自信”。在深入了解西方、認識西方的同時,我們更需要打開另外一扇門,了解亞洲周邊國家、非洲和拉美。與此相適應,政治學研究重心應適時轉向中國與發(fā)展中國家的比較研究。不少發(fā)展中國家實行代議制民主,但治理水平普遍落后于實行民主集中制的中國。這樣的研究不但能提供新的合法性理論的寶貴資源,也更能增加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信心。
中國發(fā)展到今天,其道路成就和制度成就有目共睹,但很多人依然在用異域理論來審視、裁奪中國,質疑中國政治的所謂合法性。在解構西方基本政治理論、加大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必須努力建構能體現(xiàn)中華文明、中國實踐成就的新政治學——當代中國政治學,這將是對世界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
?。ㄗ髡撸簵罟獗螅袊嗣翊髮W政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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