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電信湖南公司總經(jīng)理廖仁斌建議，政府應立法對誣告訛詐者和見死不救者明確定罪。（3月13日《新聞晨報》）
近年來，在我國，誣告、訛詐、見死不救事件時有發(fā)生，造成了惡劣的恐嚇效應，使得不少人不敢輕易救人。一些恩將仇報的做法，大大稀釋了社會的道德濃度。一邊是路人漠然而去，一邊是好心人被誣陷，當今社會的公共道德良知再次被嚴厲拷問。如何避免類似道德悲劇重演？如何保證好心人行善“零風險”？一個最為典型的聲音，就是要求對誣告訛詐者和見死不救者定罪。
問題是，對誣告訛詐者和見死不救者定罪，用這樣法律措施能否挽救道德缺失？肯定與否定者皆有之。肯定者認為，就在我們還在爭論時，很多國家早就實行，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法國《刑法典》規(guī)定，故意放棄給予救助的，處5年監(jiān)禁并扣50萬法郎罰金。美國一些州規(guī)定，發(fā)現(xiàn)陌生人受傷時，如果不打“911”電話，可能構成輕微疏忽罪。但是，不容忽視的是，當人們遇到需要救助的事件，被法律約束著去行善時，很多人擔心的仍然是好心反而招來麻煩，誰又能來保證行善者自身的權利？
換言之，當行善還要“自證清白”甚至賠本，當訛詐見義勇為者不需任何代價，那強制見義勇為是不是有將人推下火坑的感覺？所以，在對“誣告訛詐者和見死不救者明確定罪”立法時，也要讓人們在面對老人跌倒、車禍救助等事件時，少一份顧慮，多一份安心，只有營造一個安全的、放心的社會環(huán)境，只有讓好心人可以“零成本”行善，人們才會毫無顧慮地去幫助他人。
因此，對誣告訛詐者和見死不救者明確定罪的同時，必須要明確“見義勇為”的法律界定。只有通過法律途徑對“見義勇為”進行界定，明確責任和義務，獎懲分明，誣告訛詐者和見死不救者才沒有生存空間，這種引導才是真正的以法律的正義與剛性去加強道德防線，去推動道德標準的提升。所以，對“誣告訛詐者和見死不救者明確定罪”與法律界定見義勇為兩者不可偏頗，只有雙管齊下，使得“惡有惡報，善有善報”，才能懲惡揚善，正本清源，成為道德的風向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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