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成本不能僅從既得利益者內(nèi)部的視角來考量，它需要走出“本位主義”。改革同樣需要一場“成本核算”，這樣的核算必須讓公眾作為主體更多地參與其中。
昨天，有兩個關于“改革阻力”和“改革成本”的報道，值得評說。
一個是新華社的報道，溫州車改因“大刀闊斧”備受關注，但高額“車補”是否涉嫌“變相福利”也引發(fā)一些質(zhì)疑。溫州市經(jīng)信委某負責人坦言，人們對公車改革的期望值很高，但對大多數(shù)干部來說，畢竟公車象征一種待遇，用差異化的補償，能“減少改革的阻力”。
第二個是，湖北武穴市教育局人員超編一倍左右，該教育局局長在接受采訪時，也為這種現(xiàn)象找到了理由——50歲的人退二線，是一種資源的浪費，所以給他們發(fā)工資“也是改革的成本”。
表面看來，這些回應似乎并非毫無道理，甚至是“理直氣壯”的。但凡改革，總是對既有利益格局的調(diào)整，要想清除障礙、減少阻力，總是需要付出一些成本，這一點不容否認。但問題在于：這些成本的度該怎么拿捏，是不是付出再多都是“對應且必要”的？顯然不是這樣。
譬如公車改革，其整治目的就是重建公車與公車所用者的關系，祛除使用者過重的公車利益支配權，本就是要觸動一些官員的既得利益，如果為了所謂“減少改革阻力”，付出了高于改革前的“成本”，這樣的改革還“合算”嗎？至于用“超編”來解決機關年齡結構老化，等于是用違法、違規(guī)行為來解決效率問題，即便目標達成，這樣的“改革”也明顯有些“蝕本”。
公車改革也好，單位超編治理也罷，最終都衍生出“改革成本”的托詞，說到底不過是一種“本位主義”。革自己的命總是艱難的，改革牽涉到的是實際收益，倘若只是從當事者的角度言之，習慣了公車私用的官員，習慣了“退居二線”、不上班拿工資的職工，自然會缺少摒棄既得利益的氣度和胸襟，難以催生出真正的誠意和勇氣。如此之下，出現(xiàn)“理直氣壯”的“必要成本說”也就順理成章了。
改革成本究竟應該怎么算？顯然，改革成本不能僅從既得利益者內(nèi)部的視角來考量，它需要走出“本位主義”。道理很簡單，改革成本是具有轉(zhuǎn)移效應的。倘若改革過于注重減少內(nèi)部壓力、追求穩(wěn)定，那么它必定會將改革壓力轉(zhuǎn)移給社會，從而讓改革遭遇更多的阻力，令改革的整體成本變大。
具體到公車改革和超編治理上，為了當事者情緒穩(wěn)定而高額車補、機構臃腫兩倍以上，它看似減少了內(nèi)部的阻力成本，卻增加了納稅人為之付出的經(jīng)濟成本、社會對制度設計者的心理失望成本，乃至公車改革和超編治理被拖延的時間成本。相對于短期的、小圈子的穩(wěn)定，這實在是得不償失的。
一些改革探索者異口同聲的“必要成本”回應，無疑是一個值得警惕的現(xiàn)象：改革在進行，對改革阻力的認識要刷新，改革同樣也需要一場“成本核算”，這樣的核算必須讓公眾作為主體更多地參與其中。否則，當利益再分配，種種“必要成本”式的借口必會層出不窮。（新京報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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